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政策取向。会议强调，“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，持续扩大内需、优化供给，做优增量、盘活存量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千里马配资，着力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，实现‘十五五’良好开局”。
2026年，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三大全新机遇：一是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启和适度超前布局将打开全新增长空间；二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蓄势待发，将进一步支撑经济回升向好；三是微观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与行业层面的“反内卷”初见成效，将在宏观经济回暖基础上迸发新的活力。这三大上行机遇将共同助力2026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、回升向好。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积极创造和利用上行机遇，将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。
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要扩大和用好财政政策空间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“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”“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、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”“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，兜牢基层‘三保’底线”。在居民和企业部门预期偏弱、市场内生动能不足的关键时点，仍需财政政策发力千里马配资，扮演好转型阶段稳增长引擎的关键角色，承担更多公共性和外部性较强的发展职责，充分发挥提振内需的作用。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、扩大财政赤字规模，同时用好用足专项债、特别国债等广义赤字工具，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、扩内需、惠民生的重要作用。
考虑到目前经济发展转型涉及的重大战略及关键领域项目，宜进一步发挥中央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职责作用。如此，既能优化政府债务结构、降低宏观债务成本，也能减轻地方包袱，释放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。此外，“十五五”开局，可以促发展为主线，优化地方融资政策安排，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。优化细化“名单制管理”，将融资约束性政策的精度由省级细化至地市级，适当放开对重点省份中经济财政情况较好、债务压力较小地市的融资限制；优化地方债务率考核，探索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，结合各地化债进度、债务风险水平等调整债务控制的分档标准，保障合理融资需求。
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“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。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总体进入降息周期，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可以更加宽松，进一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降低社会融资成本，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，发挥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。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经济高质量转型任务繁重，需要着力优化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，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贴息、风险补偿等措施的协同效应。可以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，包括进一步扩大再贷款规模、降低再贷款利率、扩大再贷款支持范围、提高政策覆盖面；保持财政贴息力度，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；优化再贷款使用流程。
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要提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“民生含量”和杠杆功能。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既要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，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，又要围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，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。一方面，要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发力的“民生含量”，加强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建设，着重解决医疗、教育、养老、托幼等短板问题，从放宽准入、减少限制、优化监管等方面扩大服务供给，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托底作用；聚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，可加大财税金融政策对打造数字、绿色、智能等消费新产品新场景的支持力度，发展文旅、体育、养生、娱乐等新型服务消费，满足多样化、差异化需求。另一方面，聚焦财政的经济性功能和货币的流动性功能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，继续加大对交通、能源、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，重点支持“两重”建设，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；同时，对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新领域继续加大支持，如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领域，生物制造、量子科技、具身智能、6G等未来产业，以及绿色低碳与能源转型领域等，适当给予财政利息补贴和税收优惠，着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。此外，当前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，有序推进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，可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对“新市民”群体相关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投入，落实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，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，加力补足短板、强化弱项。
（刘晓光千里马配资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、吴玉章讲席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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